写给周传兄王立铭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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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周川弟兄

王黎明

写在前面:

2022年2月13日是周川弟兄的告别仪式。 我还在千里之外的海南,想为他写几句话。 不为别的,只是隐约希望更多的人知道周川弟兄的名字和故事。 正如很多人所说,只要有人还记得一个人,他就没有真正离开这个世界。

文本:

我和川哥年纪差不多,2001年同时进入大学(我在北大生物系,他在清华生物系)。 我正式认识他是在2003年秋天,有机会见到他也很有趣。 当时,饶毅老师在清华大学教授BIO2000第一门课程。 虽然那门课是给研究生准备的,但也有很多本科生来听。 我参加了这堂课,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课后我给饶老师发了一封邮件,和他讨论了课程中的几个问题。 第二天晚上饶老师从美国实验室给我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 他还提到他在中国有一些合作者。 我立即表达了想和他一起做研究的愿望(当时我在北大某所大学工作)。 我正在用我的博士学位做一些研究。 姐姐在实验室,我却相当郁闷。 我总觉得实验室的研究策略有问题,但又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当我们在电话里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饶老师反复提到“周川”这个名字,说也许他会一起做一些研究,但我当时不明白。 我以为他指的是国内的神经科医生。 另一位学界知名教师(周传)。 后来我才知道,饶老师说的那个人就是周川弟兄。 川哥和我一样,听了饶老师的课,差不多同时发了邮件联系他。

就这样,我们虽然素不相识,但机缘巧合下,我们几乎同时成为了饶老师的学生。

2004年暑假,饶老师分别问我和周川是否有兴趣做一些暑期科研,并提到了两种可能的选择。 我们每个人都选择了两种不同的选择。 我去了神经病学研究所,和饶老师的博士生江辉一起研究神经细胞在体外迁移时细胞膜的动态变化。 周川选择在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徐涛老师的实验室学习TIRF显微技术。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虽然短暂,但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是我这个大三学生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和接触真正好的科学研究是什么样子,如何阅读和理解。评估学术研究。 毫不夸张地说,一篇论文是“大开眼界”。 周川兄弟那段时间应该也有很相似的收获。 因此,暑假结束后,饶老师问我们是否愿意继续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做一些果蝇行为相关的研究,并请当时还在研究所工作的唐世明老师我们的导师。 我们俩立即同意了。

于是,从2004年秋天开始,我和川哥正式开始了几乎每天见面、做实验、无话不谈的快乐时光。 即使20年后回顾那段时光,也可以用梦幻来形容。 两名初出茅庐的本科生在研究所的一角发现了一间废弃的办公室。 就连里面的桌椅、书架,都是我们自己从生物物理研究所收集废旧家具、仪器的角落里挑出来清洗的。 用过的。 然后,我在房间里养了几瓶果蝇,装了一台台式电脑,什么都不懂就开始工作了。 要知道,那时候,别说果蝇的行为,我们俩连如何区分果蝇雌雄、果蝇吃什么食物都没有弄清楚! 但在那个角落的房间里,我们尝试了各种奇怪的研究想法,包括抑郁症、空间学习、磁场感知等等。 一年多来,那个几乎没有人打扰的小房间,就是我独特的精神家园和科学后花园。 还记得很长一段时间,我习惯了白天工作,而川哥总是在傍晚时分来到实验室,经常拎着一大袋他特别喜欢的小橙子。 我们两个就喝了橘子,看了一会儿川哥最喜欢的综艺(不过我实在记不清他在那短时间里看的是哪一档节目了)。 笑了一会,我们聊了聊最近的进度数据和饶老师发来的最新论文,然后坐公交车回北大宿舍,而川哥经常会在实验室待到很晚甚至通宵。

2005年毕业前,我们都正式成为饶先生在中国的博士生。 我们还在研究所饶毅实验室继续了我们的合作和友谊,继续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研究课题。 我还记得我们两个人有一段时间做的最多的事情不是帮实验室订购仪器,就是跑遍北京设计订购一些奇怪的电路元件。 但后来由于一些原因,我在2005年秋天还没正式入学就申请退学,并于11月份去美国做研究,而川哥则留在饶老师的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 这个故事经常遭到饶老师的公开批评和嘲笑,说他回国后最先招收的两名学生中有一个成了逃兵。 但对我来说,在饶老师实验室、和川哥一起工作的两年,才是我整个科研生涯的真正起点。 虽然那段时间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数据或发现,但它所形成的品味、习惯和自我要求对我的影响可能比后来所有的科研训练还要大。

2005年以后,我和川兄之间的学术讨论逐渐越来越少。 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的研究方向不小心重叠了(当然只是领域的重叠,都是果蝇的社会行为)。 (但在具体研究上并没有冲突或竞争),两人都很有默契,避免透露过多的研究细节。 但我们还是经常在msn上分享经验、互相问候、求教。 我们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发表了很好的学术论文。 那段时间,我常常偷偷地和川哥比较,想知道我是否也能像川哥那样做。 好的?

直到我们回国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我2014年去了浙江大学,川哥2015年去了动物研究所),我们才重新开始学术讨论,翻看我们的微信聊天记录,直到19 那年夏天,我们还在谈论合作建立一个转基因动物平台,甚至一起做一些蚊子研究。 直到很晚我才知道。 或许那个时候,川哥就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体问题了。 2020年,当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时,他还发表了独立后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描述了一种影响果蝇战斗行为的神经肽,Wu et al eLife 9:e54229。 其实我一直很难想象川哥是如何在处理好自己的健康问题的同时,仍然充满激情地讨论科学的。 我暗自推测,这不应该简单地用坚强、乐观之类的形容词来解释。 或许,真正支撑周川的,是一种难得的、与生俱来的对生命和科学的质朴和纯粹。

是的,回顾我认识川哥的这些年,他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这种特别的单纯,让他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被认出来,被记住。 他对科学难题的不计后果的尝试,他对橘子和综艺节目的热爱,他坚持学习小提琴(尽管他不是很好),以及他在聊天时对世俗事务的惊人淡漠。 二十年过去了,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转变和堕落,从一个眼里只有科学问题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对一切事事都关心、热心的油腻中年人,但川哥似乎还是那个川哥。

我是在21年中从实验室的其他同事那里得知川哥的病情的。 我很震惊,一直打算去北京看他。 但日程总是被推迟,直到11月或12月我们才真正开始行动。 但因疫情控制,该计划多次被取消。 我终于见到川哥的时候已经是1月22日了,而此时川哥的病情已经恶化到了完全出乎我最坏的预料的地步。 当我握住他的手和他说话时,他已经无法回应了。 我还记得当时我强忍着泪水。 在我的母亲和妻子(也是我的师妹)精心照顾他并期待着奇迹发生的面前,我认为我没有权利脆弱。

奇迹没有发生。 周川哥哥于2月22日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他一直热爱的科学研究。 2月13日的北京大雪,也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一起告别了这个极其简单纯粹的灵魂。 这几天每次想起川哥,思绪总是飘忽不定,难以集中,脑海里只剩下一片白色的寂静。

我们理工男、科学家习惯于相信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世间的悲欢离合、生死存亡是不可避免的。 但面对川哥,我还是更愿意相信他的科学发现能够被同行理解和关注; 而他的人生故事能够以我们凡人无法理解和分析的方式长久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此联送别姐夫,

同窗二十年,我还记得曾经深夜站在科学园,带着橘子的喜悦。

三千里归家,送哥哥乘风而去,纯真的心在怀里

纪念周刊传记

江辉

今天(2022年2月13日)是正式告别周川的日子。 相信这只是一次正式的告别,周川永远活在那些了解他传奇的人的心中。

2005年,我跟随饶毅教授从上海来到了新成立的NIBS实验室。 我之前就知道黎明和一个叫周川的学生已经开始在实验室里研究果蝇的行为。 到达北京后,实验室很快聚集了一群有着有趣灵魂的学生:才华横溢的李明、乐观的冰峰、酷酷的陆鹏、长发健谈的张译。 。 。 周川的特点从第一天起就很明显:简单、纯粹。 他比同班的学生小一两岁,他的动作、表情、说话、提问的方式都告诉你,他是一个没有受到任何污染的大男孩。 没有必要刻意防范什么。 他的简单和纯粹自动切断了所有污染的可能性。 这是来自上帝的极其崇高的祝福。 二十几岁是你热血沸腾的时候。 但各种八卦、狗血剧​​情、眼花缭乱的赞誉只能得到周川夸张的“哦~”,下一秒他可能会立刻开始热情地和你谈论他的新实验。 让我教你什么叫不失去理智。 你可以过几天再对他说同样的话,得到同样夸张的“哦~”,再次赤裸裸地展示什么叫小心。 唯一能吸引他的就是科学,甚至是分子行为。 在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这一特质从未改变。 这是一个年龄较大的孩子,从未完成从孩子到成人的转变。 十几二十年过去了,那些整天跟果蝇打架、追求异性、让别人郁闷的孩子,那些每天喊着做什么更刺激的孩子,那些甚至为了研究而养喜鹊的孩子,今天还剩一张。 。 。

2019年得知周川的病情时,我感到无比震惊。手术后在医院看到周川时,他已经双目失明,无法动弹。 我被周川的冷静震惊了。 你从他身上看不到或感受到恐惧、愤怒或委屈。 他很平静地和妈妈一起评论他最喜欢的食物的味道。 他的家人、同事、学生以及Rao实验室的学长发现了这个金矿,他们欣喜若狂,轮流给他送他最喜欢的食物。 放弃坠入无边黑暗的恐惧,这是多么坚强的内心啊! 我带着心里的坎坷离开了。 坐在他旁边,听他描述自己,就像医生在介绍另一个病人的病情一样。 他滔滔不绝的话语让我渐渐平静下来。 他将自己比作神经科学史上的几个特殊病人,用自己来探索哪些大脑区域会受到损害,哪些功能会丧失,会引起哪些行为变化。 他甚至很幸运,拥有完整的记忆。 他说,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实验室的学生每隔几天就会轮流来陪他,汇报工作。 他们在医院病房一起召开小组会议,讨论论文投稿(他们做到了!!!2020年第一篇论文发表在elife,还有两篇论文正在投稿中)。 他有些遗憾地表示,他一直在思考的一些工作暂时无法进行。 一切都像是一场小病的暂时离去,而不是失去光明和动感的生命的倒计时。 后来得知,周川很早就知道自己的病情,基于预后很差的现实,他选择放弃治疗,用命运换取一段未知长度的正常工作时间。 。 。 几年下来,他的身体逐渐衰弱。 直到最终入院那一刻,他从未停止过热情的科研,也从未因为自己的病情而困扰任何人。

几个月后,我和郭伟一起去看望周川。 我有些怀疑,第一次来的时候,周川可能还没有完全接受自己的处境,无法为自己说话。 第二次,他已经被黑暗笼罩了几个月,他应该已经完全明白了命运对他的安排。 我们无法想象这几个月无边的黑暗给他带来了多大的折磨,也给他的妻子和照顾他的父母带来了多大的折磨。 但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周川。 他可以平静地回忆起在饶实验室的时光,没有任何抱怨命运不公的事情。 我坚信,纯粹的周川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已经提升到了无我、无惧的境界。 我坐在他旁边,被他引导得很平静,但转身离开后,我的情绪果然反弹,而且每次都变得更加强烈。 然后疫情来了,打乱了一切。 疫情控制带来的不便、无法改变现实的压抑、看到命运无情的恐惧,让我更多地依靠间接的方式来了解周川的处境。 感谢一直默默工作的周川家人和饶实验室成员。 2022年新年之前,大家都知道最后一刻随时都会到来,所以我们约好在新年之前一起去拜访。 然而,两年前北京疫情的反弹打破了这种可能性。 我是年前隔离的,其他人都是年后隔离的。 然后我收到了最后的消息:纯洁的灵魂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 。 今天的北京下着大雪,无瑕的洁白覆盖着一切,是对这个从清华大学、北京生物技术研究所、珍妮莉亚农场、动物研究所一路走过来的长大的孩子最好的送别,中国科学院。 。 。

这个不经意间展现出独特风度、以低调却又极其骄傲的方式面对命运的​​碾压的大孩子,已经消失了。 这两年多短暂却又极其漫长的黑暗岁月,却显露出了令人窒息的人格光辉。 我们总能在寂静的地方听到雷声,直接触动我们的灵魂,反映我们自己。

告别周刊传记

张毅

罗曼·罗兰在《米开朗基罗的一生》序言中写道,“我讨厌那种懦弱的理想主义,它只会教导人们不要关注生命的苦难和灵魂的软弱。我们应该也太容易被梦想所左右。”受骗的人说:英雄的谎言只是懦弱的表现。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并热爱世界。”

当我得知周川离开时,我因疫情防控被禁止进京。 北京下了一场大雪。 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哪一年像今年下过这么大的雪,也没有这么大。 在大雪中,我们告别了一位真正的英雄。

我认识周川很久了。 2004年夏天,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举办了进化基因组学培训班。 当时这样的活动并不多,所以聚集了一些活跃、有趣、追求科学,特别是具有形而上美的基础科学的学生。 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周川。 与其他学生相比,周川性格低调,但水平却很高。 2006年春天,我回到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饶毅的实验室。 令人惊讶又高兴的是,周川也在。 回到北京的第一个晚上,我住在周川的宿舍里,整晚都在谈论科研。 周川对行为生物学的热情让我感动。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周川当晚提出的最后一个猜想是研究行为的分子机制。 如果有限的研究对象是神经递质,那么神经肽一定是最值得研究的,因为它们进化很快,对行为进化有影响。 独特的优势。

多年来,周川从未改变过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自2005年起,周川以果蝇为模型动物,建立了一系列研究攻击行为的模型系统。 2008年,周川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小分子神经递质调节果蝇攻击行为的文章(Zhou et al, Nat. Neurosci 2008 11(9):1059-1067)。 十四年后,周川独立领导实验室发表的第一篇文章(Wu et al. Elife. 2020 9:e54229)描述了果蝇神经肽Dsk在调节攻击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当他离开饶毅实验室时,他获得了第一届吴瑞奖,并发表了非常好的文章。 事实上,他有很多种选择,但他选择了去布鲁斯·贝克的实验室继续研究果蝇的行为。 他在Baker实验室的工作水平很高,确定了Dsx调节雌性果蝇交配行为的神经回路(Zhou et al, Neuron. 2014 83(1):149-163),以及Dsx的种间调节。果蝇的求偶行为。 孤立的听觉神经回路(Vaughan 等人,Curr. Biol. 2014 24(10):1039-1049),以及果蝇大脑中具有双重感觉运动功能的神经元(Zhou 等人,Elife. 2015 4: e08477)。 上一篇文章的结论很容易让人想起哺乳动物的镜像神经元。 事实上,另一个研究小组(Deutsch et al, Curr. Biol. 2019 29(19):3200-3215)也做了类似的工作。 周川没有这种延伸。 他是一位严谨的研究员。

我们两个人在饶毅实验室做了六年的同桌。 我们都习惯晚上工作,中午上班,早上下班。 我们的座位就在饶老师办公室的前面。 办公室里有一张沙发,可以当床用。 每天晚上,困了就得先占领它。 不然别人先进去,你就得留下来。 清晨的外面,它就像一只昏昏欲睡的石狮子守卫着大门。 这样的作息模式,除了做实验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娱乐休闲的选择。 周川比较怀旧,电脑里总是装着旧版的星际争霸和暗黑破坏神,所以他有很多晚上和他一起玩游戏的回忆。 不过,除了打游戏这种用来消磨时间的爱好之外,周川的爱好还算比较优雅的。 他听交响乐,拉小提琴,爱吃各种美味的食物。 不过,当时研究所的生活其实还是比较单调的。 据同学说,学院是一个“景外荒园”,可能让周川觉得最好吃的食物是食堂的老干妈鸡炒饭。 2007年饶毅的实验室在北京大学成立后,周川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他能够在北京大学教授本科课程。 你教不教并不重要。 最主要的是回到优雅的校园,周围都是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学生。 你可以在北大南门吃戴家的烤鱼,在蓝旗营吃五芳园的红烧肉,晚上玩得尽兴。 他带我们一起去小酒馆听周云鹏的表演。 这种时候他的快乐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有一次他带我们去吃烤鸡翅。 这家店专卖异常辣的鸡翅。 店主经营得很好。 菜单上的鸡翅并不贵,但用来解辣的饮料却贵得出奇。 不过,价格这种世俗的东西怎么能阻止周川对新奇美食的兴趣呢。 果然,吃了一只鸡翅,他又买了两杯饮料。 当他吃完第二个鸡翅时,他再也喝不下去了,就躺在送餐口嚎啕大哭。

但哭泣只是探索新事物时发生的一件小事。 最后他把所有的鸡翅都吃掉了。

2009年夏天,我们回到昆明动物研究所参加学术研讨会。 暑假班时我们最爱吃的酸汤鸡、魔芋鱼都关门了,但周川并没有放弃。 经过几天的筹划,他找到了一家野生蘑菇火锅,高兴地带我去吃。 我们还是第一次吃这样的火锅。 我们不知道配料的顺序和烹饪时间都有严格的限制。 如果我们不遵守规定,我们可能会中毒。 服务员对我们进行了认真的安全教育后,一直紧张地盯着我们,因为从蘑菇入锅的第一秒起,周川就抓着头试图用筷子夹起来放进锅里。他的嘴。 40厘米的陶罐。 吃完饭,连汤都喝完了,他拿起锅,倒进碗里。

吃完后,他心满意足地回到动物实验室,放了一只小猴子在实验室里玩耍,并让大家轮流抱着小猴子拍照。 也许是猴子有点厌倦了被抱得太紧,所以爬到了他的肩膀上,试图逃跑。 过了一会儿,他就尿在他身上了。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幸福。 第二天,他找到了一家小餐馆,请老板给我们炒虎掌菇。 至于和猴子合影,他坚持要我删除猴子爬在他肩膀上的照片。 相反,他选择了一张非常友善的笑脸和抱着猴子的照片作为他的社交网络头像。 一直用到现在。

告子曰,食性也,食性也。 周川研究行为的本质,​​他也喜欢一切给人带来愉悦的事物。 他喜欢有趣的二元性,将美丽的事物描述为“有洞察力”,将无聊的事物描述为“琐碎”。 在神经生物学中,“洞察力”不仅仅是洞察力,而且指的是一个新构建的概念。 因此,“平凡”在周川的思考中没有任何价值,但他却觉得一切新鲜事物都是美好的。 他的世界观总是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简单而热情。

2015年,周川回到北京独立领导实验室。 2018年底,我们的一位学长发生了一件事情。 晚上去医院,发现除了学长实验室的人,就只有周川了。 看来我们两个帮不上什么忙,只是觉得必须得过来跳一跳。 哥哥出院后,我们一起去看望他,在他家吃饭的同时玩着智能音箱。 没想到半年后,我收到了周川住院准备手术的通知。 饶老师说,周川其实很早就知道自己得了病,但为了尽可能延长自己健康有意义的生命,他决定不做手术。 现在回想起来,很难想象他去照顾师兄时的心情。 他是一个纯粹的人,总是以最大的热情和喜悦,坦然无忧地拥抱生活。 我们不能这样做。 2019年手术后,他继续指导学生。 见到老朋友时表现得异常平静。 直到21年底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仍然保持着他的尊严。 但很多人连见到他都需要精神上的挣扎,包括我自己。

感谢一直陪伴和照顾周川的家人,感谢一直支持和帮助周川的同学和老师,感谢一路上负责周川治疗的医生和护士。 您让周川平静而有尊严地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 我相信他的故事将会继续流传。 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的学术后人也已经长大,所以他会一直在这个世界上,不会离开。

2022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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