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军的《神堂记忆: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是一部中国本土人类学著作,完成于1994年。甘肃省永靖县大川村。 大川是一个孔姓聚居的村庄。 他们的根源直接追溯到孔子。 中国大陆解放前,孔庙是大川及附近22个村庄共2万人的祭祖中心。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川村孔氏家族经历了一系列沉重打击,文革期间孔庙被夷为平地。 20世纪80年代,大川村开始重建孔庙。 景军以哈尔布瓦赫斯的“集体记忆”理论为支撑,描述和分析了这一历史过程,展示了人们如何利用记忆来重构社会关系。 通过走访大川村孔家,景军重建了与大川村孔家的关系。 主流“历史”的范围从“社会记忆”到描述个人苦难、社区失败、灾难管理以及经济萧条和文化破坏后的恢复。
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以精彩的引言开始
景军1994年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当年根据他的博士论文改编出版了《神殿记忆》。 虽然在很多方面进行了调整,但是规范化的博士论文的结构依然清晰可见。 参考书目的第一章“社会记忆”显然是论文的引言部分。 本章详细介绍了研究对象、研究的理论工具、文献综述、研究问题等。 特别值得学习的是,引言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是递进的、环环相扣的、逻辑严密的。 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可以从这里开始成型。
首先是研究对象。 作为一项田野研究,田野在哪里很重要。 景军一开始就坦言,自己选择的领域来自于自己的人生经历。 1989年,当时还在北京大学工作的景军第一次来到大川,因为他想研究水库移民问题。 这为后来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奠定了基础,至少在情感上,作者希望继续关注大川。 那么,大川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景军首先对大川进行了概况介绍,包括其地理位置、人口、经济来源、人均收入等。总的来说,它是我国西北的一个贫困村。 然后深入阐释了大川村的家庭结构和管理模式。 很有特色的是,大川村80%以上的孔姓家庭都认为自己是孔子的后裔。 大川孔氏分为四个家族,八个支系。 这种血缘结构明显影响了村庄的管理模式。
尽管作者基于个人的生活经历选择了大川作为研究领域,但问题的针对性还不够。 正如景军所说,“分析田野材料时,最好专注于一件事”。 景俊最终选择将重点放在重建供奉孔子和当地祖先的庙宇上。 理论分析工具是社会记忆理论,即从社会记忆的理论视角审视与寺庙相关的每一个具体问题。 我们之所以选择社会记忆理论,是因为乍一看,大川孔庙的故事似乎告诉我们,许多被禁止了几十年的传统观念和相关活动似乎突然复苏,重新恢复了以前的活动。 。 然而,进一步的检查将揭示出一幅更为复杂的画面。 这些观念和活动并不是机械地回到过去,而是伴随着文化创造,受到激进社会主义时期当地经验的塑造,也渗透着人们的当代关注。 换句话说,作者通过社会记忆的理论视角,将大川孔庙的故事视为一部“回忆的社会史”。 用这样的理论工具来解读大川孔庙的重建无疑是恰当的、可行的。 在中国数以万计的村庄中,大川村最大的独特之处在于大川村的孔子后裔。 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村民群体。 半个世纪以来,他们比其他村民经历了更多的荣耀。 带着痛苦,背负着更多重建的信念。 因此,孔子家族如何缅怀过去蹉跎的岁月,孔庙的重建如何引发人们对历史的记忆,确实是了解大川村孔庙重建和大川孔子家族的一个很好的视角。
那么,社会记忆理论到底是什么,社会记忆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这项研究只是一种智慧还是具有独特的创意? 它是突破性的还是正式的补充? 然后作者通过文献综述为后续研究铺平道路。 景军从批判心理学家研究人类记忆的实验出发,介绍了集体记忆研究的鼻祖哈尔布瓦克斯。 他认为哈尔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遵循了涂尔干社会学的基本观点。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涂尔干从“集体意识”的角度发展了“集体兴高采烈”一词,并将后者解释为部落仪式、仪式舞蹈、节日聚餐和公众假期中人类文化创造力的基础。 作为涂尔干的弟子,哈尔布瓦赫斯发展了涂尔干的理论,即欢乐时期和日常生活时期之间存在的明显差距实际上是由集体记忆填补和维持的。 哈尔布瓦克斯指出,任何对个人记忆的讨论都必须考虑到亲属关系、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层和民族认同留下的具有社会意义的印记。 可以说,哈尔布瓦赫斯首次赋予记忆概念以社会学内涵,强调了记忆的社会性。 笔者梳理了近年来社会记忆的研究,认为主要有三个方向:分别或结合以集体记忆、官方记忆、民间记忆为研究切入点。 但笔者认为,将这种记忆研究应用到中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挑战,比如中国文化的持久性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等。 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尤其需要自下而上的案例研究,将草根社会针对记忆控制的反应和行动纳入严肃的研究视角,并将社会记忆的研究与共和国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
——景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因此,作者最终将自己的研究问题划分为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涉及人类的痛苦,包括个体所经历的痛苦和记忆,以及群体所遭受的挫折和记忆; 第二个主题涉及人们对苦难的记忆。 政治迫害、经济萧条和文化传承持续障碍之后的农村重建。 从外部看,是前文阐述的研究对象、研究的理论工具、文献综述等逐步推演出研究问题; 从内部看,两个研究课题本身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联系。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研究主题的确立直接为后续的论证过程奠定了框架。
清晰的论证过程和研究背景
《神殿记忆》一书共分九章。 第一章是“社会记忆”,类似于博士论文的介绍。 从第二章开始,我们进入论文部分。 根据引言中提出的两大研究主题,第二章是“历史记忆”,第三章是“恐怖记忆”,第四章是“苦难记忆”,第五章是“仇恨记忆”。 ”,围绕第一个研究主题,展示了大川人对自己悠久而古老的历史的回忆。一系列引发记忆的历史事件包括:回汉民族冲突、激进运动、文革迫害、对林彪的批判孔子、水利工程对祖坟的破坏、领导层的更迭、劳改、政治动乱、财产转移和民族冲突等,大川人在认同孔氏家族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屈辱和折磨在他们的身体和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做出了一些特别有趣的发现。 例如,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官方史学只允许否认文革。 因此,在采访中,当孔家人回忆起当年遭受政治迫害的经历时,受访者会讲述迫害的细节,但仍然不会讨论。 迫害是否应该发生的问题。 否认政治迫害仅限于灾难是否该轮到自己。 文革前的受迫害者常常使用清白策略,说自己被错误地划为“坏分子”,而不质疑迫害的前提。 有些人认为他们是被陷害的。 总之,按照孔氏家族的说法,针对地主、富农、宗教领袖、民国党残余分子的政治运动是在正当范围之内的。 但由于各种技术上的失误,他们本身就被无理地列入了斗争对象。
又如,1961年,大川村因修建水利工程而被迫搬迁。 采访中,笔者发现,当年的洪水似乎完全出乎意料。 事实上,政府提前发出了警告,但大跃进时期的夸张却深深印在了村民的记忆中。 他们认为,工作组宣布一年内将截断黄河也是夸大其词。 另一个基于历史经验的误解是,移民委员会在进行财产登记估算财产损失时,村民因为土改运动的遗留问题,故意隐瞒财产的真实价值,担心自己被划为剥削阶级。 当大坝真正建成时,已经来不及意识到政府调查私有财产的真正意图了。
永靖县孔子后裔将在大成殿原址重建黄河三峡孔子文化教育研究中心
水库建成、降坝蓄水后,老村被洪水淹没,彻底消失。 从物质存在的角度来看,人们已经看不到大川被夷为平地的旧貌,但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大川的旧村落依然依稀可见。 现在的大川人有一半以上没有经历过那场毁灭性的搬迁。 即便如此,跨越代际障碍的记忆传递让孩子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起源以及当地历史的变迁。 当知道失落的大川村原来如此美好之后,下一代人自然而然地和上一代人成为了一体,坚信自己也受到了无缘无故的伤害。
然而,当人们怀着怀旧的心情详细回忆过去的时候,却从来不会主动谈论祖先坟墓的命运。 他们不仅不愿意在外人面前谈论这件事,他们自己也不愿意谈论这件事。 作者以同情的理解来解释这一现象。 景军认为,遗失祖先遗骸是社区和个人的失败,一提起就会引起深深的痛苦。 这些痛苦事件的核心是一种“不应有的内疚感”。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恐惧感,因为人们和牲畜现在居住在被毁坏的坟墓和被亵渎的墓地中。 景军说,“因为人们对不祥风水充满了愧疚和恐惧,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个人会把坟墓的情况隐藏在内心深处,在心里默默哀悼。”
然而,景军的发现并没有就此止步。 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对祖坟的记忆被排除在公共话语之外。 虽然每个人都将这些深藏在心里,但这种深刻的记忆在某些情况下也能在公共场所发挥作用。 孔庙的重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文章接着进入第二个主题,对记忆重建进行深入描述。 该部分包括“仪式记忆”、“谱系记忆”和“文化符号记忆”三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川孔庙的重建被提上日程,象征着来之不易的文化复兴。 但事实上,孔庙的重建并不是简单的修复,而是社会记忆驱动下的发明。 换句话说,一个群体的社会记忆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干扰。 群体成员很容易通过自己有意或无意的选择造成记忆错误或扭曲。 同时,文化是发明创造的传统,因此社会记忆正在发生变化。 一旦群体成员受到某些内在需求和外在压力的驱动,这种记忆也会发生选择性的改变。
永靖县太极镇大川村孔子大成殿
最明显的变化是,重建后的孔庙不再只是儒家祭祖的场所,而且向异姓人士和一切尊孔之人开放。 这是经历过痛苦回忆后做出的选择。 大川的寺庙管理者需要为孔庙塑造安全的公众形象。 从寺名到“大成殿”,再到仪式时间,在之前的午夜仪式上又增加了午间仪式,无不体现出文化发明和政治技巧的痕迹。
在文化发明的过程中,仪式语言既是一种合法化的文化工具,旨在让民众相信宗教仪式和文本的权威。 通常,我们说话是为了沟通,传达明确的信息。 但这并不是儒家唱祭的目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孔氏礼语就像一本天书。 但仪式背后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被神秘的语言所掩盖。 景军发现,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文字都是简体字,但宗教事务则不同,通常使用繁体字。 也就是说,儒家仪式语言在人们中保持着一个共同的观念,那就是只有古老的、精深的、难以理解的、神秘的语言才能被视为神圣的语言。
此外,家谱的书写还有一个潜在的功能,那就是通过修改家谱,可以制造出伪血族,从而成为中国社会团结民众的有力工具。 在文化符号记忆中,作者探究了大川人在仪式权威、礼规、礼器等各种符号中所表现出的多重意义。
最后,作者在第九章《隆中寻记忆》中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用中文给出了普遍的解读。 景军提醒,要把大川的素材与全国性的记忆政治联系起来,我们必须记住,新中国几十年来的曲折道路,充满了国家动乱和个人悲剧交织在一起的情结。 尽管该国最终实施了经济改革,但对历史创伤的忠实记录却很少,而且在当地,人们对苦难的记忆被压制,因为担心揭开旧伤会危及社会秩序。 但制度性的记忆压制并不总是有效。 记忆的转化涉及符号资源和道德评价。 在大川,人们挑战集体遗忘的创造。 也正因如此,大川新孔庙堪称人类苦难的丰碑。 此外,还应该看到,当前中国的社会景象呈现出紧张的宗教氛围,但景军认为,我们不应该把民间宗教的活动等同于回顾或回到解放前。 因为无论我们用什么术语或理论概念来理解民间宗教的回归,都不能忽视文化发明的因素。
详细的讲故事技巧
作为读者,对书中逻辑严密、脉络清晰的感受是理性思考后的感悟,而真正的第一印象是作者极其真诚、细致的文笔。 书的第一句话是“大川村孔家永远不会忘记几十年前那个惊天动地的冬天”。 这正是小说的开头。 “那是1960年发生的一起毁村事件。在‘大跃进’的鼓动下,当地官员发誓要在水利工程上大显身手,为此,他们宣布大川居民秋后必须搬离家乡,并给予A大水电站腾空了……岁月慢慢过去,期限到了,孔家却依然淡定,结果,在12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派出的民兵到达了大川,迫使村民离开。第一批目标是炕上尖叫着不走的老太太,民兵们把绳子绑在梁上,用骡子把她们拉走,天一亮,人们就开始拆房子、搬瓦片。惊慌失措中,试图抢到一些建筑材料建造新房后,人们赶紧挖开祖先的坟墓,把祖先的骨头装进水泥容器或其他容器里,然后搬走。 复葬于高坡。”开篇语言简洁,图文并茂,不在场的作者通过采访了解了细节,回忆起那段历史,仿佛就在眼前。没有太多的情感言语,但平静的描述让人感觉特别惊心动魄,这种用细节来增添真实性的写作方法在文章中随处可见。大川村民对山东曲阜的迷恋,作者谈到,“一个种西瓜的村民立刻问我是否注意到颜圣公住的孔府门口的一副对联,“在20世纪40年代,我只看过《大川》。学了六年的瓜农们个个笑容满面。 “一位退休厨师问我是否去过尼山。” 这些“西瓜种植者”、“20世纪40年代只学习了六年的人”、“退休厨师”,这些琐碎的细节让故事变得更加真实生动。 如果没有这些细节,他们就只是作者众多受访者中的材料提供者之一。 但有了这些细节,它们就出现在页面上,成为生动而独特的存在。 这也是定性研究中最感人的部分。 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数字背后隐藏着共同特征的面具般的存在,而是可以面对面交流的个性化生活。
《孔氏家谱》现藏永靖县档案馆
当细节足够的时候,文字不需要夸张,轻描淡写就能看到生动的场景。 在展示大川村民对老、壮的记忆时,作者用了这样一段话来描述当时的采访过程:“1989年,我在水库漂流,一个年轻人用手指着水库里的一个小岛。一根木棍。 他说,这里曾经是村里最好的农田。 然后他指着自己的脚说,村街口浑浊的水中看不到任何东西,但他指示船夫沿着那条路看。 沿着失踪的街道向前行驶,他指着水说,那是他父亲以前住过的院子。 “这个描述很有趣,我很喜欢看到作者记录的与当地村民的互动,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作者并不回避那些失败的采访,而是分析失败的原因,并富有同情心了解受访者的心态和处境,让人感受到研究者的真诚。在本书的第三章《恐怖回忆》中,景军坦言自己试图从纯粹个人经历的角度审视大川的政治史。以失败告终,因为“在村里生活久了,我觉得受访者觉得很奇怪,作为一个外人,尤其是来自城里的学者,我喜欢听他们谈论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村庄的生活。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我放弃了直接采访的方式,而是更加关注受访者叙述中的潜台词。” 其实,我相信景军遇到的问题,在很多实地调查中都会遇到,有时候随着时间的深入,是可以慢慢解决的,有时候问题太敏感,无法得到解答,这也是最常见的问题。对于现场调查人员来说,有点焦虑的是,首先,这不是一个可耻的问题,只有正视才能解决。 ,如景军提到的“潜台词”。 三、要充分理解受访者 上文提到,面对大川村民不愿提及祖坟迁移的事情,景军借用了劳伦斯·兰格的“不当”。罪孽”来解释,这不仅使那部分论证充满了人文关怀,而且与孔庙的重建有着很强的联系,因为孔庙的重建会给人一种一定的赎罪感。
一些混乱
郭靖
15级博士
景军的《神殿记忆》是社会记忆研究的经典著作。 虽然时间不长,但给了我很多启发。 但同时,我也有点困惑。 景军首先从社会记忆的理论视角观察了大川孔庙的重建。 这当然没有问题。 如上所述,该理论工具的使用也适合该研究问题。 然而,现实中的事件在发生机制、存在状态、影响等方面是多种多样的。 用理论工具分析它们可能会有偏差。 比如,景军认为,大川新孔庙可以看作是纪念人类苦难的纪念碑。 他认为,新孔庙所涌现的新文化,使其成为一个公共场所,体现了大川人面对苦难记忆后的政治回避技巧。 但我认为这背后应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经济因素。 新的孔庙之所以不再只是孔子后裔祭祖的地方,而是向所有人开放,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只是谋求政治安全的一种手段。 当然,孔庙的重建工作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 也许当时的大川人真的没有经济上的考虑。 那么,作者是否应该在文章中证明这一点呢? 因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最具解释力的四大要素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 本文只涉及其中三个,完全忽略了经济因素的影响。 合适吗?
另外,在本书的最后部分,作者将大川村的案例研究结果放在了整个中国,呼应了本书的副标题——中国村庄的历史、权力和道德。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川村的案例研究结果能否具有代表性? 这个案例研究的结论具有普遍性吗? 事实上,所有的案例研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有“走出案例”的学术野心,但并不是所有的案例研究都能推断出结论。 就本研究而言,大川村作为一个中国村庄太特殊了。 虽然一村一姓的现象在我国很常见,但对于圣人孔子的后裔来说却是非常罕见的。 这让他们的经历比20世纪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绝大多数普通村民还要多。 对林彪、孔子的批评所带来的痛苦的集体记忆,加上大川村也是水利工程安置区,给他们的集体记忆增添了特殊的痛苦。 那么,他们对苦难的记忆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发明能否解释中国现象呢? 或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民间宗教活动其实并不一定是社会记忆引发的文化发明,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或经济现象。
总体来说,景军的《神堂回忆》还是很值得一读的。 虽然存在一些困惑,但这两种困惑其实只是方法论本身的一些局限性,因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没有一种方法是完美的。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从这篇文章中学到更多。 虽然《神堂记忆》在国内的出版量大为减少,但它仍然从研究设计到论证过程再到文本写作树立了标杆,让读者知道一篇优秀的定性研究博士论文其实也可以有这样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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