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探源
陶日贵1，田启波2
（1.广东商学院政治与教育学院，广东广州510320；2.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广东深圳518060）
摘要：世纪之交，鲍曼停用了“后现代性”而代之“流动的现代性”。对鲍曼而言，这不仅是一种“术语的置
换”，更是一次“思想的转向”，即由“后现代性”思想跃升到“流动的现代性”思想。“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的生成、提出，既是鲍曼对当代西方发达社会结构性转型深入反思的结果，也有后现代性概念局限性的原因，同时也是鲍曼思想发展的内在出路。
关键词：鲍曼；流动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现代性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9）07-0127-04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是当代西方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被吉登“出类拔萃的后现代理论家”。新千年之交，鲍曼停斯称为
用了先前使用的“后现代性”，而代之以“流动的现代性”，其分析框架也由原来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转变为稳固的现并围绕“流动的现代性”这个主题出代性/流动的现代性，
版了一系列反思当代全球化的著作。①中外鲍曼研究者较“流动的现代多关注鲍曼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思想，而对其性”思想及其形成的原因探讨不多，这种状况极大地影响了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的深度解读，甚至出现了把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个概念不加区分、相互混用的现象。②本文从现实条件、后现代性概念的局限和鲍曼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三个方面追溯了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的生成语境和逻辑，其目的在于阐明：在鲍曼那里，“流动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不仅仅是“表述”上的差别，“流动的现代性”叙事恰恰是其后现代性叙事的深化和扬弃。
一、现实根源：对经济全球化及其后果的反思
头，生态持续恶化，社会变得动荡不定。为了寻求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许多具有现实关怀的思想家和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及其后果的批判性反思是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形成的深层根源。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和趋势，其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即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不受约束地自由流动，在鲍曼那里，它是当代一切社会变迁及困境的资本全球化是两种因素“合力”推动的总引擎。鲍曼认为，
结果，这就是“技术”和“政治”。一方面，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出现，信息能够脱离其载体在全球实现“实时传递”，这为资本以电子速度在全球流动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20世纪最后20年西方发达国家极力在全球推行以“解除管制”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终使资本全球无障碍流动的梦想得以实现。资本可以在任何瞬间抵达任何一个地点，这意味着空间和距离失去了原先的价值和意义，由此而导致整个现代早期以秩序建构为轴心的权力管理模式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以“逃避”、“无形”和“无序”为主导的统治策略，这在客观上推动了西方发达“个体的方案去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全面转型，即一个以解决系统的矛盾”的个体化社会已初现雏形。[1](p52)
鲍曼把“流动性”看作是“全球化了的世界”的最主要特征。这不仅是因为流动性成为当前社会分层的最具决定动荡不性的因素，而且，当代社会形态也呈现出流动易变、定的特点。马克思曾指出，一个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生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并向纵深发展，西方发达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结构转型，在金融、劳动就业、民主政治、生态环境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危机。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新自由主义成了这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范式”，金融危机此起彼伏，大规模贫困及两极分化现象愈加突出，种族主义情绪和种族仇杀日渐抬
作者简介：陶日贵（1974—），男，广东商学院政治与教育学院博士。田启波（1965—），男，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当代社会思潮对高校师生思想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JD71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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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必定是这个社会中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鲍曼说，在今天，权力资本的竞争力主要是以流动速度的快和慢来加以确认的，“快速冲浪”成了跨国资本生存样态的别称。资本的任意流动是当代生活不稳定性的主要根源。由于资本流动摆脱了民族国家的限制，从而使金融交易的投机性和资本的虚拟性增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愈来愈具有全球性。与此相关的是，全球范围内“远距离”相互作用日益突显，地方性事件会带来全球性效应，这也大大增加了社会生活的风险性和不稳定性，使得“突然中断、前后矛盾和出其不意”成了社会生活的常态，甚至“人们不再能够承受任何具有持续性的事物”。“流动的现代性”概念正是体现了当代社会这一最显著的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流动的现代性”之“流动性”不是指“资本的流动”，而是特指“社会”的流动和解体。“现在，铸没有这造人类关系的铸模本身似乎已经被投入熔炉之中。些铸模，人类关系的一切模式都变得令人怀疑、毫不确定
[2](p277)和非常脆弱，受到挑战并要接受磋商。”在鲍曼那里，
值得一提围绕经济全球化及其引发的社会后果来展开的。的是，鲍曼长期生活在新自由主义滥觞之地的英国，因而对经济全球化及其影响有着最真切的体验。而且，作为一名老波兰移民，鲍曼一贯关注经济全球化对苏联、东欧及波兰的冲击和影响，这些都是构成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视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概念缘由：对“后现代性”尴尬的拒斥
鲍曼被誉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之一，因为他的现代性“三部曲”（《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和《现代性与矛盾性》）和后现代性“三部曲”性与大屠杀》
（《后现代伦理》、《后现代道德》和《后现代性及其缺憾》）确实为社会层面上的“后现代性”做了最有说服力的辩护。鲍并曼在20世纪80年代末才介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且一直以后现代性作为自己的主要思想武器。鲍曼坦言，他之所以接受“后现代性”，是因为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自我意识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确信自己在做什么，并且也知道矛盾性和不确定性将会滞留，我们的任务是学会与它
[5](p17)
们长期和平共处。在他看来，后现代性概念既表征了当
“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互动模式的总体，这些诸如规则、规范、惯例等互动模式是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手段。马克思把“瓦解传统”视为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强调现代性具有除旧布新、不断变化的特点。但无可否认，任何新制度的建立总是以“旧的”传统或人际互动模式为依托的，而当今全球化社会面临的最令人棘手的问题是，这种“瓦解传统”的“瓦解手段”被“瓦解”或液化了，从而使“生活政治的流动”与“系统秩序的稳固”得以相互促进，社会总体秩序失去了选择的可能性。[1](p7-9)鲍曼认为，迄今为止，我们人类的工具箱中暂时还没有发现能够有效解决当前这一困境的工具。
面对全球化后果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强调以现代性的批判精神来治疗“流动的现代性”，是鲍曼提出“流动的现代性”的深层意蕴所在。鲍曼认为，经济全球化的人类后果既是灾难性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有三个问题最为突出，即新穷人被边缘化、公共领域日趋衰落以及社会批判今天的社会在历史上第一次没有给精神的缺失。鲍曼说，
穷人以适当位置，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冗余人口的生产加速，而且使得先前处理冗余人口的通道被堵塞，人类正面临因无法处理过量冗余人口而窒息死亡的危险。[3](p69)既然今天的政治无力触及社会不确定性的源头，那么，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唯一能做的就是将普遍的焦虑转换为对安全问题及对法律和秩序的关注，“真正的政治”于是就日益蜕变为“日常恐怖的政治”。[4](导言
p5)
今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也使我们有机会对人类经验进行反思。[6](p135)总之，鲍曼在20世纪80年代末接受后现代性，主要是因为他相信后现代性对矛盾性的宽容必将会给人类生活开启一种新的可能性。进入新世纪，鲍曼决定放弃“后现代性”而代之以“流动的现代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面对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后现代性”概念愈来愈暴露出其本身的歧义性以及其在解释和回应当代社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局限和尴尬。
首先，后现代性对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先天的脆弱性。鲍曼认为，“后现代性”概念在词义上就暗示了现代性的终结，即现代性的规划和策略现已变得无效，这种宣称对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实在是毫无用处。早在《现代性与矛中鲍曼就指出，后现代性因其彻底的怀疑主义和否盾性》
定性的品格使它最不擅长对付现实困难。“后现代性”对积极、进取的“现代议程”不感兴趣，它要摒弃一切终极理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反而限制了自己的主张。也正如鲍曼自己所言：“任何谋求实际成就的人，都不会从后现代性境况的
[7](p358)
这表明，在谋求全球化困境的出路洞识中有所收益。”
中，“后现代性”必定是苍白无力的。
其次，“后现代性”原本就是一种话题式的“临时替代性选择”的概念。鲍曼认为，后现代性好比是一项工作完成之后所做的“述职报告”，在全球化的今天，后现代性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8]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现代性变迁的过渡阶段，“流动的现代性”社会的轮廓还若隐若不够清晰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全新的现、
社会形态及其特征、运行机制已经变得清晰明朗了。这正如美国学者莱昂所指出的，后现代性概念只是一个富有价值的“难题”，它提醒我们去关注当代社会变迁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它原本就是一个论争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对既定事物之状态进行界定的描述性概念。另外，后现代性不仅
同时，社会批评也像所有
其他事物一样变得越来越私人化了，“‘消费者式的批评’已经最终取代了‘生产者式的批评’”，社会变得不再质疑自身。[2](p120-121)在鲍曼看来，现代性的本真精神就是对现实的永恒批判态度，当代社会困境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弘扬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希望通过它来重新恢复公共领域，重建共和政治。
可见，鲍曼关于“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的主要议题都是
激发人们对作为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现代性进行重估，而且也可能使其自身被情景化和相对化。[9](p156)德国哲学家韦尔“后现代性”只是作为一种太自信的现代意识从它施认为，
昏睡状态中醒悟过来后而使用的一种“呼叫信号”，其最终目的还在于放弃这一“术语”，而转移到对它所指涉的实际内容的考察上来。[10](p9)
再次，“后现代性”常与“后现代主义”相混淆。在鲍曼那里，作为社会领域的“后现代性”与作为文学和美学领域鲍曼的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与利奥塔一样，也重视后现代性概念中的现代性意蕴，即，不经过后现代性就不够“现代”，后现代性中的“后”不是时间上的“后”，而是“暗示意义上的后”，其实质是一种“超越”意识。[11](p12)虽然鲍曼多次声明与“后现代主义”保持距离，但在许多评论家的眼中，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仍然相互混用，致使在后现代性名义下进行的各种学术探讨变得越来越难以随着后现代性的流行，“后深入。英国学者泰斯特也指出，
现代性”一词的涵义逐渐变得“一般化”了，从而失去了在鲍曼那里所具有的“矛盾性”和“争辩性”的内涵，即社会意义上的后现代性与艺术、美学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之间界限不清。同时，由于过分强调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二者之间的对立性和差异性，以致后现代性常被当作是无效的、作废的代名词。[6](p157)
最后，“后现代性”标签也与鲍曼思想相悖。许多关于鲍曼的评论表明，鲍曼非常看重读者对自己著作的解读，甚至在最严反对把他的作品进行简单地归类。但事实上，
谨的批评家那里，鲍曼的作品也被贴上后现代性的标签。这种事前贴标签的做法与鲍曼关于任何事物都是不可预知的、未完成的信念是背道而驰的。于是，鲍曼不得不愤而申明：一个人的思想总是随着自身生活经验的增长而改变，惟有权力才可以做到对其进行强制性的分类。[6](p157)
总之，鲍曼之所以放弃“后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与“后现代性”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否定性、过渡性、歧义性和论题性是分不开的。许多鲍曼研究者把鲍曼停用“后现代而代之以“流动的现代性”的现象仅仅归因于是“术语性”
的置换”，而不认同是其“思想的转向”，这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这种解读完全脱离了鲍曼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现实基础，这不仅是对鲍曼思想的严重误读，而且也完全遮蔽了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的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2]
三、逻辑依据：对后现代性机遇丧失的追问
下会增加一次自我提升的机遇。但这种自我提升的机遇也只是一种可能性，其能否实现还要取决于“协同性”能否实“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一个机遇。宽容是后现代性的一现。
个机遇。协同性是宽容的一个机遇。协同性是一个最高等
[7](p388)
级的机遇。”协同性是鲍曼借用罗蒂的一个概念，它是
“容忍、尊重他人意见、乐于倾听、依指社会共处所遵循的
赖说服而不是强力”原则，罗蒂把它看作是文明社会赖以存在的道德准则。作为后现代性的一个基本价值，宽容意味着世界对陌生人的接纳和对矛盾性的容忍，其前途是：进入20世纪要么蜕化为自私和冷漠，要么转变为协同性。90年代中期，鲍曼发现自己所预期的后现代性机遇已几乎化为乌有。后现代性的宽容已堕落为普遍的冷漠和自私，《后现代道德》（1995）呈现的是一幅幅非道德的生活图景。在《后现代伦理学》（1993）的结语中，鲍曼写道：“后现代透视提供了更多的智慧，然而后现代框架使根据这些智慧去
[11](p288)
”不仅如此，当代生活甚至遭遇实践又变得更加困难。
到比现代早期更大的、更难以解决的困境。这样，鲍曼在90年代末出版的《全球化》、《寻找政治》和《工作、消费和新穷人》这三本著作就着力探讨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及其人类后果，以期从理论上对此作出解释。这种探索持续到2000年完成的《流动的现代性》，才算柳暗花明。在这部极具原创性的著作中，鲍曼构建了一种新的现代性分析框架，即“稳固的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根据这一分析框架，鲍曼认为，后现代性机遇丧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代“流动的现代性”。现代性已经转变为
需要指出的是，以“稳固的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分析框架取代“现代性/后现代性分析”框架不仅表明鲍曼现代性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也体现了鲍曼思想中的“解释学循环”策略。在鲍曼看来，“所有理解的成果就是这样产生的。理解的每一步使得回归到前面阶段成为必要。我们从前以为完全理解的东西，透出我们从前忽视的新的问题的端倪。过程永未结束；但在经历这一过程的路上，我们会受益匪浅”。[13](p20)通过对20世纪末西方发达社会结构性转型的深入观察和思考，鲍曼发现，全球化时代的社会问
[14](p1-2)
题惟有通过时空压缩这个窗口才能看得清楚。正是依
据时空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权力模式的影响，鲍曼提出了现代性两种形态说。根据此理论，现代社会产生于时间与空间的分离，即时间成了时空关系中的一个动态的分裂因素，它意味着谁的速度快，谁拥有的权力就越大，就越有可能抢先占有更多的空间来划定界限、统治别人，从而形成了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相互结合的稳固的现代性。当资本摆脱了空间和地域的限制，以电子信号的速度在全球实现了无障碍自由移动时，就产生了所谓的时空压缩，即人们“时间密集，空间紧缩”的环境中。其结果，现代性稳生活在
固时期的“全景监狱”式的权力管理模式（监控）被“单景监狱”式的权力管理模式（诱惑）所替代，现代任务的集体化也相应地被个体化所取代，形成了资本、国家和劳动力相互分离的“流动的现代性”。
鲍曼思想的主题由“后现代性”过渡到“流动的现代性”，除了后现代性概念本身的局限性、对全球化社会基本特征的把握，以及现实问题的紧迫性等原因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其思想的内在逻辑使然，即“流动的现代性”思想是鲍曼后现代叙事中所期许的后现代性机遇的丧失这一问题的理论解答，是鲍曼后现代性思想的扬弃和深化。
20世纪90年代初，鲍曼反复强调，认同后现代性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现代性，因为现代性在后现代性视角的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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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的提出还体现了鲍曼思想的实践品格。在鲍曼看来，社会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地对生活经验进行阐释，特别是要显示一种创新的方式来帮助理解生活中那些显而易见、习以为常的事情，为人们解释、
他们呈现更多的选择空间。如前所述，“流动的现代性”正是鲍曼对当今西方发达社会的本质特征所作出的一个诊鲍曼的理断性结论。这正如英国学者布莱克孝所指出的，论同他描述的这个世界一样，也常处于流动之中，这与鲍曼理论的现实关怀是分不开的。
[6](p24)
参考文献：
[1]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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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蕾，胡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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