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找工作的时间了”已经成为在线教育圈的默认密码。
今年以来,针对课外辅导机构、在线教育的政策频出。
5月份《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有一条颇具影响力:“要明确收费标准加强培训机构预付费用监管,严禁任意资本化经营”。
不少民办教育企业暂停上市、融资、定向增发,不少在线教育机构曝出裁员消息。
吴川所在的上市教育公司,固定价格增长连续几年遭遇挫折。 意见发布后,吴川翻看公司内网上同事的帖子,只发现四个字:“市场死了”。
吴川没有拿到上个月的工资。 公司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吴川也懒得问:
“老板们都准备跑了,给自己存点钱吧。同事和媒体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让他们去知乎上搜一下,很多老员工都发了,我只能说——一切里面说的是真的。”
本期《显微镜故事》讲述了包括吴川在内的教育行业从业者的故事。 他们之中:
有些人曾经是公立学校的老师,但跳槽到培训机构后,发现机构并不强调教育本身,而是更强调“课程体系”。 只要能做好PPT,吸引流量,就能拿到“百万年薪”。 ;
有培训机构负责人断言,今年线下培训机构将消失50%,但市场需求依然存在,教育机构将沦为“黑市”;
其他的则处于国内上市在线教育机构的中等水平。 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中没有人真正懂教育。 就连他们自己的在线教育平台也是从外面买了软件,一个月后就匆匆上线,只是换来了股价30%的上涨。 ……
教育原本是教育者与学生的关系,但随着混乱的市场机构的参与,这条生态链充斥着资本、机构、业余教师、家长。 在价值数万亿的巨大市场中,没有人关心学生和学生。 老师们自己。
以下是他们的真实故事:
文字| 唐山
编辑| 卓然
这几个月来,吴川一直很着急。 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公司高管都在等待“教育培训新政”的具体举措。
研究政策动向是教育培训机构的“基本功”。 但这一次不同。 吴川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公司里的所有人,包括高管,都在寻找新的归宿。
吴川所在的公司是国内知名的上市教育集团。 业务包括K12普通辅导、学校信息化建设、留学咨询等,在全国20多个城市设有分支机构。
去年疫情爆发时,公司意识到需要增加在线教学平台,临时指派吴川带领团队开发在线平台。
作为一家年净利润近4000万的教育集团,该公司曾专门设立两个部门进行在线平台研发。 然而,这样做了两年多,吴川却发现,
“它实际上只是一个根本无法使用的框架,其中一部分是从竞争对手的结构中复制的。”
最终,吴川无奈,只能从外面购买了一个软件,并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匆匆上线。
疫情导致学校无法开课,学生们不得不使用在线教育软件来跟上学习进度。 这也使得在线教育行业在2020年收获了全部红利。
吴川的公司也不例外。 即便是一款被火速上线的软件,也进一步发展了公司的线上线下业务。 短短三个月时间,股价也上涨了近40%。
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 2021年初,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校外培训机构问题必须整改。
“大力整顿校外培训机构,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陈宝生说。
“这件事必须要做,我们必须主动。” 紧接着,各地纷纷出台政策,大力整顿校外机构。
3月初,北京朝阳区、昌平区相继下发通知,继续停课整顿。
4月,重庆开展整顿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专项行动,主要针对违法违规设立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招生联动、中小学与校内培训等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在职教师组织、参加培训行为,以及校外培训机构进行超前、过度培训的行为和侵权行为。 消费者权利法。
图片| 重庆发布消息
“这次政策调整的密度和力度与以往完全不同。”吴川说。 本来,教育培训行业的人员流动率就比较高。 一般来说,企业每年的人才流失率在10%左右,教育培训行业的人才流失率在30%左右。 %关于。
今年政策动荡,很多人都感觉培训机构很难继续壮大。
“人心一旦分散,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大多数教师对培训机构缺乏忠诚度。” 吴川说,尤其是那些原本偷偷来名校任教的老师,但很快就离开了,那么学生数量就会受到影响。 影响。
更糟糕的是,吴川的公司虽然身处价值超万亿元的大市场,但其市场化、专业化程度却与市场规模不匹配。
“很多经营者还没有完成从名师、培训师到商人的转变。”吴川说。 “至少在我们集团,没有规划、没有问责制度、没有决策制度、没有监督部门。”
“之前为了上市,公司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准备文件和财务数据上。”吴川说。
“有一天,老板在开会时突然说,‘上市公司其实是要披露信息的。’”
此前,相应的工作都交给了外包公司。 直到被罚款,大老板才意识到“上市公司需要披露信息”的常识。
图| 在线教育行业欺诈层出不穷
“他们根本不是企业家,培训金融化造就了一群傻子。”吴川说。
“卡套培训的过度资本化或许对行业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好处。” 吴川说道。 但作为代价,吴川自身的事业前途也存疑。
明年50%的培训机构将无法生存
“如果公办教师不来超纲教学,培训机构就没有饭吃了。”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像我们这样的小城市,今年大概有50%左右的培训公司会死掉。”陈峰说。
2013年,陈峰结束“北漂”生涯,辞职回到江西老家创业并提供教育培训。 如今,陈峰任校长的培训学校每年寒暑假可举办8个班,每班30人,年收入超过70万元。
之所以达到50%这个数字,主要是因为陈峰根据《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测算,“小学到初中”的培训市场” 未来可能会消失。
但在陈峰所在的江西,当地近一半的培训公司依靠“初中转初中”培训,这也占据了陈峰所在培训学校近一半的业务。
“很多人认为K12培训非常赚钱,但实际上市场空间不大,利润空间也很小。”陈峰说。
陈峰的组织暑期班收费每人3000元。 “一个班不超过30人,每班大概9万元左右。” 算上增加的劳动力、租金和客户获取成本。
“如果是高考补习班,需要9个科目的老师,至少5个主科老师,而且都要交工资和班费。一个班至少损失2万到3万元,而且没有人买得起。
2015年,国家正式发布命令,严禁公办教师到民办学校兼职。 据陈峰回忆,当年有多家培训中心倒闭。 后来大家才发现,“他们偷偷地做,没人关心”。
如今,包括陈峰所在学校在内,80%以上的教师仍来自公立学校。 然而,公立教师却很神秘,除了假期之外不上课。 民办培训机构的运营成本大幅增加。
“培训方面,利润率已从2015年的30%至50%左右下降到如今的10%。”
2018年,培训市场空前火爆,但分配给陈峰机构的利润却没有增长,甚至被竞争挤压到了逐年减少的地步。
陈锋不明白,培训的利润率逐年下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涌入市场。
原因在于,2017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 由于“减负”,中小学放学时间提前,家长无法掌控。
《意见》提出,学校可以引入民办培训公司开办部分选修课,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进行补偿,这可以击中民办培训机构的兴奋点。
几乎一夜之间,各私立机构开设的“素质教育课程”和“科学课程”就挤进了校园。 大部分课程质量低劣,连专业老师都找不到,只能播放视频。
这种“精品课程”将分享利益,即地方几家大型培训机构各有一份,体现了基层教育体系内部微妙的权力结构。
对于学生来说,更是痛苦。 周末他们必须去不同的地方上课。 一些城市将“精品班”与中考挂钩。 学生不敢错过,但去了就签到。
“没有人认真说话,也没有人认真听”。
“对于培训中心来说,开‘精品班’虽然不赚钱,但却给了他们进入公立学校的机会。商机很多,比如帮忙制作PPT。很多学校都有宣传需求,制作视频、 “每年还有2万到3万元用于网络出版等。此外,双方还可以合作办学。”陈峰说。
在培训市场金融化之前,民办学校成长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开设分校”,与名校合作出售入学资格。
招生申请者会明确告诉家长,没有“学区房”,进入名校非常困难。 不过,如果进入分校,只要交够钱,就可以保证孩子上名牌高中。
这是培训中心眼中的一片“蓝海”。 只要能与名校建立联系,他们宁愿上花钱的“精品班”,或者花更多的钱装修一下,以表明自己有能力、“靠谱”。
“现在的新政,把教育机构和公立学校彻底脱节,相当于直接毁掉就业岗位。”陈峰说。 基本上没有回旋余地。
中专学历PPT“名师”
“只要能制作课件,就可以帮助机构扩大品牌,吸引更多‘煤老板’加入。”
新的教育政策出台后,机构、教师、家长、学生之间微妙的平衡被彻底打破。
“一些不愿意花钱去参加培训班的家长可能会拍手叫好,他们觉得孩子不能参加,你也不应该参加,这是最公平的方式。”张晓鹏说。
“但事实上,有能力进行课外培训的家长肯定还有其他方法,哪怕是一对一或者私人辅导,他们都能找到办法。”
张晓鹏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一所公立中学担任了四年的语文老师。 后来转行,在培训机构担任招生老师。 在一家培训公司,张晓鹏看到了什么是“考试民族”:
还有带着孩子报名的单亲妈妈。 单亲妈妈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她屡次讨价还价;
一家三代带着孩子来报名,怕孩子上课不认真;
还有家长因无法登记姓名,当场向校长下跪……
2018年,张晓鹏再次辞职来到北京。 令他惊讶的是,在教育机构呆了一段时间后,他突然变得“可卖”:他去了几家培训公司面试,成功率100%。
一家在线教育培训机构的HR甚至给张晓鹏打电话劝说。
“来了,最好的老师年薪百万,你还犹豫什么?”
张晓鹏的脑子据说“活”了,就加入了公司。
张晓鹏对第一个月的工资感到惊讶——只有7000元。 问了同事才知道,那些年薪百万的,要么是大学教授,在社会上有知名度,要么就是有自己的流量,能吸引新人。
此外,张晓鹏还发现,教中文的同事大多来自北大、清华等名校。 他们至少有硕士学位,但很少是中文系的毕业生。 如果你不是中文专业,你该怎么教中文课?
原来大家谈论的都是文史知识。 2018年以来,随着高考语文改革,“大语文”培训一夜走红,甚至被炒作决定孩子命运的关键。 教各科的老师一下子成了“语文名师”。
“名师”的接单模式非常简单。 他们教授一些示范课程并将其上传到网上。 家长们会带着孩子去尝试一下。 只要能用文史知识“压制父母”,“懂中文的父母有几个?”
“大中文”最大的成就就是一些培训中心出现了专业的PPT制作者——他们不仅能把页面做得漂亮,还能穿插更多抄袭的“文史知识”。
这被很多培训机构称为“课程体系”,主要通过连锁店销售,作为加盟连锁店的支持。
这使得教育培训从注重教育质量转变为注重营销效果。 毕竟,更好地包装自己的课程体系,有助于品牌的扩张和复制,吸引更多的加盟商。
吴川回忆,2018年至2019年,连锁、加盟成为私教行业的热词。 所有大公司都在疯狂扩张,包括吴川所在的教育集团。 前来加盟的大多是煤老板和钢厂经营者。 ,那些从事小型出口贸易的人,以及那些开设小型加工厂的人。
“他们认为培训很赚钱,但没有相应资质,特别愿意与北京的品牌培训公司合作。”吴川说。
“在一些四五线城市,一些民办培训中心有‘清华北大冲刺班’,但我一打听,发现老师们都只有中专学历。”
这些公司有两个主要问题。 一是只想花几万元拿到牌照方便入学,不想被控制; 另一个是短期行为。 如果招生情况不理想,他们可能会卷款潜逃,把所有麻烦都留给品牌培训公司。 。
在市场最火的时候,张小鹏为了赚“快钱”,一度转型到品牌市场。
但打听后发现,各大企业普遍不在北京设立市场中心,而是将其放在成都、昆明等低收入城市。 他们被称为课程代表,月薪只有四五千元。
一旦被录用,你必须白天工作,晚上回答客户的问题。 您必须每天 24 小时在线。 如果你没有及时回复客户问题并收到投诉,你就会被罚款,这意味着你好几天的工作都白费了。
“那是培训行业的‘血汗工厂’。你做不到。” 一位同事告诉张晓鹏,这种职位只招聘20多岁的年轻人。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在30多岁的时候还能坚持下来。
靠老师分流,更靠老师节流
“如果出现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切断老师的联系,但还是有很多家长想要接受培训,就看你有没有办法。”
2020年,疫情让张晓鹏陷入了困境。 没有班费,只有底薪的一半。 每个月只能拿到3000元,但租房却要花2000多元。
更麻烦的是,张晓鹏已经33岁了,父母还不断催他结婚。 就连他80多岁的奶奶也打来电话说:“我快要闭眼了,我还能见到你老婆吗?” 虽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一提到这件事,张晓鹏的眼圈立刻就红了。
谁能在私人培训公司年薪百万?
张晓鹏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他认识的月薪两万元以上的老师,大多都是在公办系统积累了工作经验,或者还在公办系统里。 他们凭借师生、地缘关系等成为“不想得罪”的培训中心管理者。 人们,要么可以带来新客户。
“大中国人”刚火起来的时候,如果邀请明星到当地讲课,无数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当场报名。 张小鹏公司的强项是在线教育。 与英语、数学等学科不同,“主修语文”有“硬标准”,往往是“赢家通吃”的做法。
张晓鹏算了一下,北京能年薪百万的顶级教师只有七八个。 从收入中位数水平来看,低于其他行业。 “普通人想成为名师,年薪百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能的”。
吴川还表示,“为了上市、打造品牌等,一些带头老师确实在2018年至2019年拿到了100万元的年薪,但当市场下滑时,他们的薪水会先降下来。”
今年5月,跟谁学、新东方在线、高思等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因违规定价、虚假宣传被处以最高50万元罚款。
其中,新东方名师栏目的103名教师中,有76名教师实际教学经历与宣传不符,虚假宣传比例达到73.8%。
各教育机构股价暴跌,数百亿市值化为乌有,引发新一轮裁员。 据36氪消息,高途宣布裁员30%,VIPKID裁员率高达50%,字节跳动教育业务即将进行大规模结构调整。
张晓鹏说,“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被在线教育机构大量聘用的课程代表。” 此外,也有家长试图帮助孩子进行课外训练。
在张晓鹏居住的东北五线城市,普通工薪阶层的月平均收入在2000元左右。
“在我们这里,年轻人除了高考,没有其他改变命运的机会。”张晓鹏说。 “老一辈人出去打工,干了半辈子,一事无成,自然就把希望寄托在了孩子身上。”
家长普遍同意培训。 他们很少陪伴孩子。 当他们想要关心孩子、为孩子付出时,总是“先想到培训”。
陈峰认为,本轮“培训新政”压力更大,因为引入了福利机制。
2018年后,公立学校“减负”后,如何填补孩子们的额外时间一直没有解决方案; 现在,公立学校可以开设“课后兴趣班”,并可以收取费用。 在陈峰的小镇,收费标准是540元/学期。 全市每个年级约有1.5万名学生,这是一笔每年1.46亿元的大生意。
有了这笔钱,公立学校就有动力将私立教育机构挤出市场。
为了赚更多的钱,一些公立学校取消了午休,这样下午的课后兴趣班原本只有一节课,现在有两节课,而且可以多收费。
“今年我们小镇的中考也实行了50%的拆分,即只有50%的学生上了高中,剩下的就上了中专和中专。去年,有60%的学生上了中专。” %上高中,减少了10%,这对私立培训机构没有影响,只是减少了1500名学生,影响没有公立学校收费课程那么大,但每年的费用。 1080块钱在这里可不是什么小数目。”陈峰说道。
如何应对“培训新政”? 陈峰的回答是“坚持住”,因为地方小,大家不用抬头就能看到对方,给彼此留有空间。
从这几年来看,“政策每年都在变,没有人能说2018年的火爆是否会再次发生”。
未来两三年将是民营培训公司发展的低谷期,不少公司可能成为“黑市”。
“没有一家民营培训公司是自发的,都是市场需要而产生的。” 陈枫相信。
而吴川则认真地说:“我真的很想找工作,我不是开玩笑。”
伟大时代,每一个小人物都值得被看到,每一个小人物都是不平凡的。
我们关注每一个垂直行业的参与者和体验者,
将视角切换到这些参与时代变迁和企业进化的人身上,
通过更专业、更细腻的笔触,让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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