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物理学的缘起与发展
“社会物理学”一词由19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他认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人为的社会秩序通常可以看作“自然秩序”的简单延伸；探讨人类社会生活规律的科学应是探讨自然规律的科学的直接延续。他在其巨著《实证哲学教程》中，把实证哲学分为：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物理学等5门基础科学；社会物理学分为研究人类社会秩序的社会静力学和研究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社会动力学两部分。在孔德看来，每门学科都应发展到实证阶段，但具体的前后秩序则“与其普遍程度、简单程度，以及不依赖其他学科的程度成正比”。极为重要的是，孔德意识到，当实证科学推进到生物学时，科学的“方法论就开始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变化：科学不再是解析性的而基本上必然是综合性的了。”1835年，比利时统计学家阿道夫·凯特勒于年出版了题为“论人和人类能力的发展”一书，并在无意中加上了“社会物理学论文”的副标题。孔德对这种“剽窃”十分气愤，并在仓促之中杜撰了“社会学”这一新词。并于《实证哲学教程》第 4卷中正式使用“社会学”一词，涵义与他最初使用的“社会物理学”一致。孔德认为，要保证社会学获得有关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真实规律，就必须使用那些在自然科学中使用过的实证方法：即观察、实验和比较。他在注释中写道：“从今以后，我想大胆使用这一术语（社会学）。它正与我自己使用的‘社会物理学’词意一样，能用一个单名来指明自然哲学中的‘必要’部分，这就是关于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则的实证研究。”孔德的贡献并不限于对实证概念的诠释，他还希望通过实证主义建立了全新的社会观。孔德坚持启蒙思想的基本观点，认为“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它是按照一定的自然法则进化发展的。因此，社会的知识也必须通过自然科学所普遍使用的经验研究手段去获得。孔德相信，我们获得有关社会的真实知识后，就有可能依赖这一知识完成社会改革的任务，重建社会秩序。”
自孔德提出社会物理学一词以来，社会物理学相继经历了古典社会物理学、近代社会物理学和现代社会物理学三个发展阶段。①古典社会物理学：以法国的圣西门、孔德，英国的霍布斯、比利时的凯特勒等为代表，通过移植力学体系的机械论观点，去看待和阐述并类比复杂的社会现象。古典社会物理学虽然创立了一个学科发展的空间，由于类比的牵强和解释的浮泛，受到各方面严厉质疑，最终式微。②近代社会物理学：二战后，近代社会物理学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生命是什么）、基夫（人类最小努力原则）、普里高津（耗散结构理论）等。近代社会物理学企图将自然科学中尤其是物理学中相当成熟的规则，嫁接性地运用到经济计量、人口分析、空间活动、过程模拟、政治运动、社会行为中，试图解释社会群体的行为，并力求在一个可计量的系统中做出某种严格的解释。尽管近代社会物理学其理论的广度和深度都有长足的进步，但仍未能跳出的物理学与社会学硬性组合的“硬伤”，仍未能获得科学界的积极认同。③现代社会物理学：21世纪后，社会发展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社会网络化、世界扁平化的特点，因此，在信息社会下，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组织和行为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特别是互联网普及后，当个体的认知边界接近整体的认知边界、社会结构的等级性逐渐变平等，社会及互联网空间中个体行为同粒子行为的极大相似性，此时，将人的个体及其空间状态比你为离散的粒子行为，将人的整体和时间过程比拟为连续的波动行为。此时，社会物理学在社会网络普及的前提下，观察海量微观粒子（单个个体）时，研究社会行为的形成机理，运用“类量子力学”原理，寻求社会群体行为的规律。
二、社会物理学的研究逻辑
人们在理解新知识、解决新问题、检验新假设时常常运用推理的思维方法。推理是由已知推出新知（未知）的思维过程，而归纳、演绎和类比是推理的主要方法。演绎是从一般到特殊，归纳是从特殊到一般，类比则是从已知的特殊到未知的特殊的推理方法。“类比”这个术语来自希腊文（analogia意为相应的，对称的）指个体之间在某一方面的类似，经引申、衍化为类型的相似之比。以后被用在逻辑上，当作获得知识的一种形式，即类比推理旨在当前的问题情境和相关情境间找到相似点，以此为依据，把未知的东西与已知的东西联系起来，将关于一类事物的知识、经验迁移、运用到另一类事物上去，把它们中某个较熟悉的性质转移到和它相似的对象上去，从而发现新规律、推出新知识。然而，类比之中的相似性并不仅仅是属性的相似，而应当把它放在结构和组合之中，将事物的特征进行系统比较，而不是单个属性比较。如果系统越大，系统的特征匹配程度越高，则类比推理结论的可靠性程度就越高。这种组合要注意三个条件限制：①组合必须是“结构一致的”也就是说，必须注意到相似性的联结和一一对应的关系；②类比的相似性要求必须包括共同的关系；③相似性必须具有系统性的特点。类比推理突破了演绎、归纳推理只在同质同类的一般与个别之间运用的局限，借助同构对应关系，在不同质的两个或两类对象之间建立起特殊的推理关系，构造由此及彼的通道。其探索性价值充分体现于纵向层次的认知推理、横向领域的知识转移以及学科体系的总体把握等方面。类比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中最富于创造性的一种，它适用范围广，灵活性大，又具有较强的探索性和预测性。但类比推理并不严密，其理论模型必须接受实验检验。
社会物理学的研究起点，是认为人类本身是大自然长期进化的结果，而且人类社会亦是大自然长期进化的结果。人是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而由人组成的社会在具有自然本身特点的同时，同样也必须服从整个自然规律的制约。所以，人为的社会秩序通常可以看作“自然秩序”的简单延伸；探讨人类社会生活规律的科学应是探讨自然规律的科学的直接延续。“换句话说，人类社会在特定的条件下，一定会将大自然之母交给它的某些优秀性状和属性，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以至最最有成效的科学家，在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惊人相似上，变得愕然起来。”而且自然和人类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表现出某种类似性：
1、物理世界和人类社会，都统一承认随处呈现出广义的“差异”；统一承认广义的“差异”和“非均衡”必然导致广义的“梯度”；统一承认广义的“梯度”必然产生广义的“力”；统一承认广义“力”的作用下必然产生广义的“运动”和广的“流”。而探索广义的运动和广义的流，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面对的一致要求。
2、物理世界和人类社会，对于具有由海量基本单位（粒子、个人）组成的复杂的巨大系统，都统一承认微观的多样性、随机性与无序性，也都统一承认宏观的稳定性与有序性。
3、物理世界和人类社会，对于发展与演化的次序与方向，都具有统一的、自发的、主导的矢量约束。例如物理学中的能量最低原理、社会学中的人类最小努力原则；熵的无序的自发增大与负熵的非自发输入；以及都服从在误差中寻求精确宏观表达的统计规则等，这种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具有同一解释基础的存在。
正是自然和社会在本体论上的这种“同构性”，使得科学研究试图通过物理学——研究物质运动最一般规律和物质基本结构的学科，对“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做出描述，并设想如何根据若干简单设定去理解它们”，来解释人类群体运动和社会行为，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的一般的规律。当然，现代社会物理学，不是孔德的“社会物理学”。它不主张把高级运动形式完全还原为低级运动形式，但是它主张研究包含在高级运动形式之中的低级运动形式。因此，社会物理学可定义为：应用自然科学（以物理学为核心）的思路、概念、原理和方法，经过有效拓展、合理融汇和理性修正，来揭示、模拟、移植、解释和寻求社会行为规律的学科。
三、社会科学之困及社会物理学的评述和展望
文艺复兴以来，经典物理学（牛顿力学）的创立和发展，使得物理学脱离哲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而由此而发展起来的一套科学哲学观也深刻影响了学者们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理解。此后，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引领科学的发展。而自然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可证伪性和定量化不断影响社会科学的研究，社会科学研究者也不断汲取自然科学的营养，“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然而，社会科学试图以科学化研究的过程，也遇到了难题和困境。
首先，在自然科学的研究是在共同的范式下进行的，而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而如物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和分类体系都有较强的本体性，或者说每一个概念和分类体系对应的都是外延和内涵较为确定的实体性的存在。因此，概念的指称最终取决于理论自身，一旦理论发生变化，概念必然获得新的意义。但在社会科学中，基本上是多元范式下的范式交替。在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下，概念有不同的意义。共同使用的语词，含义标准不同，这就使得相互竞争的理论就没有对话的前提和基础。每个范式都只满足了它给自身规定的标准却不能满足竞争者所规定的一些标准。于是社会科学理论竞争的双方辩论常常充满循环论证，概念意义变化的直接后果是，不同的社会科学流派对同一客观过程的预测及同一观察活动的结论都只是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才能“译出”。
其次，社会科学“不仅没有中立的观察语言，而且没有中立的观察内容。库恩认为，任何固定的中立的感性经验是不存在的，因为观察中渗透着科学观念和科学理论并且受它们支配，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经验事实之间总存在偏差。于是‘为什么’的问题和‘怎么样’的问题的分离导致了社会科学叙事中出现了‘解释派’和‘过程派’”。解释派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通过解释不同案例之间的异同来寻找具有普适意义的机制和规律，但从总体上来说，由于比较案例中有大量的因素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也由于机制解释的“多对一”问题，许多名著在经验上甚至逻辑上都是漏洞百出。它们的价值主要在于启发，而不在于解释的准确。“过程派”的学者过程派学者强调不同的历史有着不同的时间性，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所造就的转折点和分水岭式的事件才是社会变迁的关键。其重点在于“情景重构”，试图通过过程中各要素的作用及其相互机制。但是，过程派学者不得不面对如下的困境：既然每个历史都是独特的历史，那么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普遍适用性还有什么意义？过程派学者也不能解决自身的方法论问题：任何一个历史过程都具有（潜在或现实的）无限的信息量，因此对于一个历史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学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兴趣作出不同的解读。
再次，社会科学，由于范式的多样性、变量控制的难度性、客观观察的难度性和人为的价值取向，社会科学家所得出的所谓的社会科学的“理论”，任何新概念，无论其性质如何，都可能会被标记为“理论”。这也使得对理论的定义在社会科学中也就失去了权威。其中有些概念，可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是绝大多数概念则是毫无意义。
最后，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现实存在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类似于星座学的性格分析的自我暗示，社会科学的某一理论的提出，究竟是基于观察得出，还是通过预先设置理论，然后在人熟知了解之后，让人去潜意识地遵从？而自然科学对世界事物的理解，是它是什么，而非它应该是什么。科学只是试图发现事物的本质，对社会物理学来说，它只是通过物理理论和定律来研究社会，在某些方面可以弥补社会科学对社会研究的不足。社会物理学是强调既联系着自然科学，又联系着社会科学的独特学科，利用物理学的较为成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和行为，也试图找到一个统一的理论和方法揭示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本质。相对于社会科学其研究客观性和科学性及其结论的说服力也许会更强。但也正如作者所说，“物理学有助于决策社会科学的，并不是使后者成为精确完美的理论，而是带来对其一项内容较为深刻的理解，使它不再遭受以往被忽视或者笨拙对待的境遇。这一内容，大家现在已经应当知道了，就是人们彼此间互相影响的效应。由局域性的相互作用发展为集体行为……这是物理学给社会科学送来的最重要的信息——切莫将个体的心理状态轻易外延为群体行为。”最后一句话恰好是社会学的认识论所始终强调的，摆脱个人主义的观点的重要性。
社会物理学发展要走的路仍然很长，实证现象的不易观测性和数据的难以获得，让我们暂时无法像物理学一样很精确地给出某个普适性的方程对某类现象进行描述，而社会物理学的类比推理方法及其理论，物理研究的对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契合社会现象，并给出解释和预测，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检验。
然而，社会物理学，始终是工具性的，“科学不能告诉人们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该如何界定个人与集体的责任，该如何判断主要和次要”，科学不能给出道德指引，，因此，我们也始终需要对社会进行感悟和理解，获得人本身自我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如书中所言：“要使存在于物理定律和道德准则——也就是科学世界与道德世界——之间的关系得以体现，不妨认为社会体系的形成是决定论式的，但又是“软性”的。如果自然发展，必然会沿着一定的途径进行，不过，通过自觉的与有意识的干预，使这些途径有所改变的可能也的确存在。因此，将“社会科学”的全部目的上升为一点，就是探究进行有意识的道德行为的机会及其可能的结果。倘若没有科学，道德就是盲目的；然而，一旦道德无存，科学就会是无用、无意义和无所施展的。”
参考文献
参见周晓红：《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同上，第41页。
埃尔温·薛定谔：《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学观》，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此书是薛定谔试图用热力学、量子力学和化学理论来解释生命的本性。这本书使许多青年物理学家开始注意生命科学中提出的问题，引导人们用物理学、化学方法去研究生命的本性，使薛定谔成为蓬勃发展的分子生物学的先驱。
《人类行为与最小努力原则——人类生态学引论》一书中提出最小努力原则的理论。该理论提出，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均受此原则支配，总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换言之，人类行为总是建立在最小努力基础之上的。所谓最小努力原则，就是人们在解决任何一个问题时，总是力图把所有可能付出的平均工作最小化。即一个人在解决他面临的问题时，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他所估计到的、将来还会出现的整体背景中去考虑，当他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时，就会想方设法寻求一种途径，把解决面前的问题和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所付出的全部工作最小化。
耗散结构理论可概括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不管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种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结构，由于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或能量才能维持，因此称之为“耗散结构”。
参见尹大双：《类比理论研究：现状与展望》，载于《探索》，2010年第1期。
赵红洲，蒋国华：《社会物理学论纲》，载于《科学学研究》，,1986年第4卷第4期。
牛文元：《现代社会物理学的内涵认知》，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10年第3期。
[英]菲利普·鲍尔著：《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暴永宁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牛文元：《社会物理学:学科意义与应用价值》，载于《科学》，,2002年第3期。
[英]菲利普·鲍尔著：《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暴永宁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一个由大量子系统组成的系统，其可测的宏观量是众多子系统的统计平均效应的反映。但系统在每一时刻的实际测度并不都精确地处于这些平均值上，而是或多或少有些偏差，这些偏差就叫涨落，涨落是偶然的、杂乱无章的、随机的。
[英]菲利普·鲍尔著：《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暴永宁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物质从一种相转变为另一种相的过程。物质系统中物理、化学性质完全相同，与其他部分具有明显分界面的均匀部分称为相。与固、液、气三态对应，物质有固相、液相、气相。
[英]菲利普·鲍尔著：《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暴永宁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
同上，第65页。
同上，第65页。
同上，第183页。
同上，第34页。
同上，第34页。
子系统总是存在着自发的无规则的独立运动，同时又受到其它子系统对它的共同作用一一存在着子系统之间关联而形成的协同运动。快弛豫变量(fast relaxing variable)描述系统临界行为的一种变量。某些系统在临界点处的参变量可以分为两种类别：一类数目较多，变化较快，但对系统演化及新结构的形成不起决定性作用，称为快弛豫变量，简称快变量；另一类变量则数目较少，变化较慢，但对系统演化和宏观结构的形成起支配作用，称为慢弛豫变量，简称慢变量。慢弛豫变量亦称为系统的序参量，而“慢变量”一一序参量才是处于主导地位的。随着控制参量的不断变化，当系统靠近临界点时，子系统之间所形成的关联逐渐增强。当控制参量达到“阈值”时，子系统之间的关联起主导作用，因此在系统中出现了由关联所决定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出现了宏观的结构或类型。序参量是系统相变前后所发生的质的飞跃的最突出的标志。它表示着系统的有序结构和类型，它是所有子系统对协同运动的贡献总和，是子系统介入协同运动程度的集中体现。协同学中的序参量有以下特点：1、由于协同学研究的是系统的宏观行为，所以引入的序参量是宏观参量，用于描述系统的整体行为；2、序参量是微观子系统集体运动的产物、合作效应的表征和度量；3、序参量支配子系统的行为，主宰着系统演化过程。
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参见[英]菲利普·鲍尔著：《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暴永宁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232页。
陈振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成就、问题与启示》，载于《学术月刊》，1999年11期。
赵鼎新：《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载于《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4期。
[英]菲利普·鲍尔著：《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暴永宁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页。
同上，第369页。
同上，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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